传记文学叙事的创新：《晏阳初》影视化写作的跨媒介特色

传记文学叙事的创新：《晏阳初》影视化写作的跨媒介特色

陈俊洁 唐小林

 

      摘要：与大部分传记不同，苗勇的《晏阳初》通过影视化写作的叙述方式形成跨媒介的审美效果，并由此产生读者接受层面的独特现实意义，这是传记文学叙事上的一种创新尝试。这种创新表现在人物塑造上，以大量的文学想象丰富人物侧面，突出主人公和平民教育促进会同人的道德操守，把精神人格作为刻画主体；在故事讲述上，采用多样化的镜头语言，以声画协调的影像式画面、人物介绍的定格特写、抒情的旁白陈词、远近景切换的拍摄角度等，把文字转化为动态的摄影片段。这种类似历史正剧的跨媒介叙事方法，一方面拉进了读者与历史的距离，达成了作者所追求的美学价值，但另一方面也在如何处理“语言”与“图像”的关系等问题上留下了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关键词：《晏阳初》；影视化写作；跨媒介叙事；语图关系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艺术提出的重要美学问题研究”（20&ZD049）。

 

 

      从30年代与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同人一起主持“定县试验”，到50年代前往菲律宾推动国际乡村改造运动，秉持着“每个人都是有潜力的”“人类要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等信念，晏阳初一路走过法国华工营、长沙、武汉、定县、衡山县、菲律宾、危地马拉、泰国等地，四处播撒平民教育的火种。这波澜壮阔的一生就浓缩在苗勇的《晏阳初》当中，洋洋洒洒四十余万字，以扎实的史料为基础，结合细腻的文学书写，使一段黄发小儿长成耄耋老人的生命历程走出历史来到读者面前。

       在当代诸多传记文学中，《晏阳初》有着相当独特的品格。大部分传记会采用第三人称叙述视角，作者本人退场，只担任他人生平的讲述者，读感更像是小说。《晏阳初》却显示出一种跨媒介写作的特点，作者苗勇好似采用了“编剧”立场，着重塑造人物的精神气质而非讲述改革的具体举措，更注重“音乐”和“画面”的协调而非情节的连贯性，并且在描写时采用了相当多的镜头语言，读罢仿佛看完一部长篇的历史正剧，让人联想到近期荧幕上火爆的《觉醒年代》《大山的女儿》等影视作品。这样一种介乎小说与剧本之间的叙事创新，既为《晏阳初》带来陌生化的美学效果和积极的接受效应，也留下可供探讨的空间，值得深入考察。

 

一、以精神气质塑造人物形象

      自胡适译介“传记文学”概念始，关于传记应当是谨严考据的历史叙述还是生动形象的文学虚构这一问题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史上被反复提起。经过了漫长的争论，知识界最终调和式地提出历史与文学的双重标准，强调传记要实现真实性与文学性的统一。在这方面，《晏阳初》可称范例。全书共有九章，按时间顺序沿晏阳初个人成长的主线，牵出20到40年代中国平民教育运动的副线。作者苗勇阅读了大量文献、档案来保证内容的真实性，从传记本身、后记、作者采访中可以考察到的，有《唤醒中国民众》《晏阳初文集》《告语人民》《晏阳初传略》等等。文本中提及的许多事件在史料中能够找到出处，同时，大量文学化、想象性的情节填充到角色当中，显示出史学与文学巧妙的结合。

      不同于诸多传记文学“重视传主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重视传主作为社会的人在某些特殊职能中的行为”[ 辜也平：《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进程中的“历史”重负》，《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晏阳初》尤为关注传主的个人生活，以此烘托出一个道德高尚的英雄形象，尤为表现出影视化的特色。从已有的历史剧来看，剧集往往会采用大量的私生活细节来突出人物鲜明的性格，从而使主人公具有道德英雄的崇高性，比如《孙中山》中以孙中山被通缉时为孕妇接生的行为表现他的大爱苍生。类似的情节还有许多，大都与人物的职能无关，纯粹发挥突出人物精神气质的作用。同样的，在《晏阳初》当中，开展平民教育这一被别处反复强调的创举成为一种背景信息，着重凸显的，是晏阳初的精神品质。

      后记中苗勇如此写道：“书店里当时写晏阳初的书籍，大多注重史料的搜集、乡村运动的功绩，而忽略了对他本人的刻画”[ 苗勇：《晏阳初》，第512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21。]，出于这样的考虑，抛除平民教育家的身份落点，更多晏阳初的侧面人像被摹绘出来。他是勤苦好学、热爱运动、钢琴、唱诗的青葱少年，是有决策力和凝聚力的团队核心领导，是为事业和家庭难两全而抱憾的儿子、丈夫、父亲，会因初生懵懂的爱情心动不已，也会为朋友同人的离世动情落泪。而伴随着具象化的个人生活与私人人际交往展露出来的，是晏阳初的心理变化和人格特征。幼年时期看到和自己差不多年纪却在做苦力的田二娃，他内心五味杂陈；青年时期主动请愿去法国战场为华工服务，目睹同胞牛马一般的生活心痛而愤怒。在华工营，他据理力争改善华工的现状，并将此整理为一份完整资料供巴黎和会中国代表使用；定县被攻占后，他呆坐着，沉痛地说出“定——县——失——陷——了”，为平教总部同事的安危深深担忧，立马安排孙伏园北上查看情况。

      晏阳初认识的孩童是否叫“田二娃”、晏阳初在怎样的场合说了怎样的话，这些自然是苗勇个人化的文学想象，通过描写与劳工、贫民、同人相处的场景，《晏阳初》塑造出的主人公不再只是被镶嵌在职能头衔下遥远的伟人，注入了鲜活丰盈的肉身。我们看到他是如此感性，爱着身边每一个具象的人，同国家的命运共悲欢，与他人的遭遇同感受。和过去文学经典习惯刻画的主角形象不同，他没有用理想屏蔽情感痛苦，相反，他牢记自己愧对母亲妻儿的歉疚、牢记平教运动开展过程中的牺牲，并带着这些痛苦继续向前走，在他身上闪耀着永恒人性的光辉。读完全传，我们会记得晏阳初为推行平民教育提出的“3C主义”“四个教育”“愚弱贫私四大顽症”，但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他悲天悯人的为民情怀与一心报国的爱国情操。这得益于苗勇的刻意选择，以性格代替具体职能行为展现晏阳初的个人魅力，树立起一个教育英雄的形象。

      到第五、六章描写最动人心弦的定县试验时，苗勇有意让晏阳初退场，由晏阳初个人英雄形象转变为一种历史群像的塑造，这也与影视剧的演绎手法有相似之处。就像《世说新语》的阐释使人们提起魏晋就会想到“风骨”一样，在《长征》《八路军》《觉醒年代》这类历史剧中，通过人物群像的塑造赋予了一个时代性格特点，比如《觉醒年代》中为国为民不懈奋斗的知识分子群像加深了对“五四”时期激情昂扬的感性印象；《八路军》中浴血奋战的将领士兵体现了不畏强暴、大义凛然的时代精神。《晏阳初》定县试验部分的行文，视角不再聚焦于主角，而是平行地展开，包括乡绅米迪刚召开乡民动员大会，晏阳初开设识字班、设立导生传习制，孙伏园置办《农民周报》等农村读物，冯锐挑选新粮种改善农作物产量，姚寻源、陈志潜改良医疗卫生环境，李技师修建收音系统，熊佛西创造农民戏剧，甘乃光推行县政改革试验等等。此时，晏阳初只是一个串联剧情的召集者，每个角色是他们各自篇章的主角，这当然也是一种多视角的镜头语言，把发生在同一时间线上可能存在交叉的事件分篇章同时呈现，与影视剧中单元剧的概念尤为相似。有趣的是，这些人物并非个个性格鲜明，被捕入狱仍淡定自若教狱警识字的陈筑山，埋在厚厚书稿里废寝忘食、专心改稿的孙伏园，第一次戏剧表演失败后自我反思、深入田间的熊佛西，每个人物在各自故事中最终表现出的，是自愿奉献、一心为民的单一底色，以合力形成一代平教人的共同性格，构成了那个年代为改善农民处境自愿放弃城市优渥生活、融入农村贴近农民、以实践为根本的知识分子群像。平民教育运动这段历史由此被性格化了，拥有了那个时代专有的气质风貌。从此，提起中国平民教育运动，读者不再只联想到干巴巴的概念和理论，而是想到朴实、坚定、爱民的人格特征，自发地产生共情，这正是苗勇影视化写作的核心作用。

      此外，以精神气质为骨塑造人物形象，这套写作策略背后掩藏着一种新的解释历史发展的逻辑：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当然有宏大社会背景的推动，但更大的助力也许只是个人生活中一些细小琐屑的遭遇、一场日常的会面谈话和突如其来的情感波动。苗勇在书中强调了这样一个细节，晏阳初在烟台时，有一个陌生小姑娘跑进他的房间，问他“什么时候你们到乡下教我们乡下人写字呢”[ 苗勇：《晏阳初》，第456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21。]，这句话被晏阳初牢记在心，成为他带领同人走进乡村的源动力。包括在组建定县试验的队伍时，苗勇也是从晏阳初和其他知识分子的私人会面开始写起，其他同人会投入到平教运动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双方的情怀在谈话中相互激荡、达成一致。乡村平教运动的发生源于晏阳初的信念，源于晏阳初与其他人物之间精神碰撞产生的合力，这种解释让历史与精神气质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二、陌生化的镜头语言运用

      除了人物塑造，《晏阳初》的影视化写作还表现为文本中运用了大量类似影视剧的镜头语言，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诗、歌入文烘托情感氛围。这里主要强调诗、歌与人物画面的相配，《晏阳初》中的诗与歌就好比影视剧中的背景音乐，调动读者的听觉和视觉来传递相应的情感。幼年晏阳初随大哥外出求学的路上，苗勇安插了背诵诗歌的情节，《江亭夜月送别》《夜雨寄北》等等与巴中相关的诗句被晏阳初朗声念在口中，而离别的路途故乡已越来越远，兄弟二人一个兴奋、一个感慨少年不知愁滋味，这正是对晏阳初未来久别亲人、离愁别绪的铺垫。后来路遇“背二哥”，这群人力搬运工背负上百斤的货物行走在山林中，唱着描写他们真实生活的山歌，黑瘦的身影配着“太阳送我上巴山，月亮陪我过巴河”之类的歌词，充满苍凉的气息，也显示着劳苦大众的达观。当然，整本书中音画同步最精彩的一幕，应当是到达定县后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成员合唱会歌的场景。简陋的办公室里，先是陈筑山朗读了歌词，晏阳初小声按曲谱唱着，接着全屋人都跟着吟唱起来，“飞渡了黄河，踏过了昆仑，唤醒旧帮人，大家一起作新民”，高昂的歌词以及气势十足的合唱展现出年轻知识分子满怀志向的勃勃生气。几十年后，国际乡村改造运动筹款受挫，疲倦至极的晏阳初突然不断重复高声唱起《中华平民教育歌》，曾经的会歌作为平教人不屈意志的体现，勉励他再次充满面对困难的勇气。

      二是中断剧情的人物介绍与剧情告一段落的总结陈词。在叙述的过程中，凡有历史上著名的人物出场，无论该角色在接下来的剧情中是否重要，苗勇都会插入相关介绍。和其他传记顶多一两句话带过不同，他的介绍涵盖生平、职位、主要成就等信息，最长能达到两大段。这样的篇幅显然会中断剧情的连贯，在“讲故事”的过程中甚至显得有些突兀，但若是联想到历史正剧，就会觉得很自然了。历史剧中新角色出场时常常会有一个停顿镜头，附上提示人物身份的字幕，苗勇的人物介绍等同于这样的定格画面，一方面为读者普及历史知识，另一方面期待在了解历史人物之后，读者反过来对时代加深印象、产生更大的兴趣。此外，传记中每有一段主线剧情结束后，作者就会出场做抒情性的总结评论，比如第三章晏阳初与全国青年协会的同人讨论平民教育话题之后，苗勇写道：“在那时，谁也不会想到，就在上海这一间小小的斗室里，几个满怀激情的青年，经过一上午讨论，就为后来席卷全国的平民教育运动拉开了序幕，并进而将平民教育推向整个世界”[ 苗勇：《晏阳初》，第159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21。]。类似的言论有许多，恰如历史剧中进行补充说明的旁白和画外音。这些总结抒情与人物介绍一样，都是作者有意设立的“坐标”，为读者理清历史脉络起着引导作用。

       三是远景切近景与特写镜头的运用。每次描写平民教育运动开展到一个新地方或是推行一个新举措时，苗勇都会采用他惯用的镜头语言，往往是先描绘模糊的远景，再将镜头拉近，点明清晰的人物主题。全国青年会成员初到长沙，先写料峭寒冷的长沙城内“几个人一边走，一边热烈地讨论着问题”，后写“他们就是从上海专程赶到长沙来发动平民教育第一次大规模试验的青年会成员”[ 苗勇：《晏阳初》，第181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21。]；定县试验篇章的开头，也是写孩童们“远远就看到一支骑着毛驴的长长队伍走了过来”[ 苗勇：《晏阳初》，第278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21。]，还有个中年人问路，后来才知道这便是晏阳初。再比如，一项改革刚开始时苗勇常用的写法是人们看见田间地头有城里先生的身影，或是耕地，或是和乡民拉家常，或是匆忙奔走，然后镜头拉进，发现那正是试验粮种的冯锐、宣传识字教育的晏阳初或其他角色。除此之外，文中有许多重复的特写镜头，像是晏阳初不愿坐别人的汽车、出行只骑单车；平教会同人下乡后学说方言、身材变得黑瘦、与乡亲们亲切交谈；改革者对改革成效不确信时，戏剧性地走在路上听见路人的谈论，以此来论证改革的有益等等。

      四是以矛盾冲突形成典型画面。《晏阳初》中的冲突是在人物对话中体现的，通过系列细节的铺陈和言语的组织，使得矛盾整体更加富有戏剧性的张力。比如在香港大学奖学金事件中，苗勇描写了晏阳初家境贫穷、学费由他朋友供给等细节作为铺垫，使得对奖学金有迫切需要的晏阳初在得知领取奖学金需英国国籍时拒领奖学金的行为更显高尚，那一句“为了区区1600块钱，竟要一个学生出卖自己的国籍”[ 苗勇：《晏阳初》，第79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21。]格外振聋发聩。再比如本来对华工感到失望的晏阳初初到华工营看见外国士兵体罚华工时，仍不顾自身安危上前阻止，怒火中烧地追问：“你又有什么权力打他们？请你回答我，是谁给你的特权”[ 苗勇：《晏阳初》，第109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21。]，由此赢得华工的尊重，成为之后推行平民教育的先机。全文最精彩的冲突是晏阳初与张学良的交往，从初到奉系军开展教育赢得张学良的青睐，到拒绝张学良送汽车，被张以权力威逼，在人身安全不受保障的情况下，晏阳初不卑不亢地指出“少帅有天赋良机，可以自上而下地为中国之强大而努力；而我，则要自下而上地工作”[ 苗勇：《晏阳初》，第251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21。]，振兴中华的热忱最终打动张学良，化解了危机。层层铺垫的冲突在苗勇精心揣摩的振奋人心的台词中走向高潮，使人物个性更加丰满，让人印象深刻。

       五是现场拍摄式再现演讲和采访。在当时的各类新闻稿、中华平民教育会相关文献中留存着大量平民教育运动的资料，苗勇没有干巴巴地从史料中总结成文摆在传记里，而是采用“正在拍摄”的视角，将历史转化为现在进行时。整本传记从头到尾写到了晏阳初在华工服务总结大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筹备会议等多个会议中的演讲场景，主人公慷慨激昂地谈到要开启劳苦大众的智慧塑造新民、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平民教育等内容，使读者阅读时仿佛身临其境。此外，第六章中没有直接引用斯诺《唤醒中国民众》的原文，而是增加了斯诺到定县乡村访问的情节，以斯诺的亲眼见闻来表现平教运动的效果；第八章又化用赛珍珠《告语人民》的内容，将1944年采访的过程进行复原，连人物的语速、神态、动作及周边的环境都描绘出来，通过动态的人物对话体现晏阳初对劳苦大众的悲悯和团结世界人民消除愚昧贫困的伟大愿景。这一叙述策略把枯燥的理论阐述复现为人物互动的动态场景，以角色之口介绍乡村工作的经验和成效，既保障传记的“现场性”和真实性，又以更生动的形式向读者传递思想。

     “音乐”“旁白”的加入，画面的停顿定格、矛盾冲突的设计、“拍摄”手法的选择……这些影视剧的特色融入进传记的写作中，超出了人们对这一文体的既有认知，带来陌生化的美学效果。读者不再是由文字描绘出的场景想象出一个个拼凑起来的静态画面，而是从叙述方式上感受到本质的区别。类似影视剧的叙述带来动态的视点，人的视网膜成为镜头，边读边摄制连贯的片段，最后在脑海中成像的，是有音乐、解说字幕、角度变换、甚至是一镜到底的动态画面。这样的写作也增强了代入感，拉近了读者与历史的距离，阅读《晏阳初》时就像在看一部以晏阳初为大男主的历史正剧，一个爱国爱民的主人翁、一群希冀教育救国的知识分子、一个追求民族独立、抵抗外侮的时代完整地浮现在人们眼前。

 

三、语与图的颉颃：跨媒介叙事的美学效应

      影视化写作以文字的形态来追求影视的形式效果，本质上属于一种跨媒介叙事。当代国内的传记文学多类小说或史传，间或夹杂着以文造图的写作手法，但多是营造静态画面，像《晏阳初》这种呈现动态画面效果的比较少，体现了对传记文学既有叙事模式的创新。

      苗勇会选择“跨”影视这个媒介，出于他对写作目的的现实考量。接受专访时，他提到“晏阳初精神的回归，以及我们对他实践经验的总结、继承”，不仅是必然，还是晚到的必然[ 曾勋：《当下领导干部从晏阳初身上学什么？——专访长篇人物传记<晏阳初>作者苗勇》，《廉政瞭望》 2022年第8期。]。文学写作者与政治工作者的双重身份使他在认识晏阳初时增添了一份岗位带来的责任感，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切入思考。他的一系列文章，包括《晏阳初的爱国情怀和红色印记》《从脚下的泥土中寻求真知——晏阳初的学习观管窥》《好奇，感动，仰望——我为什么要写<晏阳初>》等等，与《晏阳初》构成了一个互文的意义矩阵，从中可以发现他认为晏阳初在当今最重要的，是发挥一种模范人物的教育作用。一方面，乡村建设目前仍是我国关键的历史性议题，晏阳初的理论和经验具有借鉴意义，另一方面，晏阳初的家国情怀和务实作风也值得当今的领导干部进行学习。这就决定了《晏阳初》不是一本普通的人物传记，而是具备现实作用考量的“答卷”，影视化写作正是为该目的服务。

      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看，传统的传记叙事按时间顺序罗列生平，既缺少小说那样刺激的故事情节，又没有太多优美的辞藻，读起来冗长枯燥，在众多文学门类中很难吸引关注。如果还是按过去的写法，《晏阳初》很难收获读者，更不提发挥广泛的教育作用，势必要进行创新。回看20世纪中后期，由于电影电视对文学市场的冲击，小说作家们开始学习其他媒介的长处，融合许多影视拍摄技法，形成新的叙事形式。如爱德华·茂莱所说：“随着电影在 20 世纪成了最流行的艺术，在19世纪的许多小说里即已十分明显的偏重视觉效果的倾向，在当代小说里猛然增长了。蒙太奇、平行剪辑、快速剪辑、快速场景变化、声音过渡、特写、淡化、叠印——这一切都开始被小说家在纸面上进行模仿。”[〔美国〕爱德华·茂莱：《电影化的想象——作家和电影》，第4页，邵牧君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这一现象可以很好地类推解释《晏阳初》的影视化写作：一个视觉文化高度发达的读图时代，相较于其他的大众艺术形式，影视的市场最为广阔，拥有着几乎全年龄段的受众，通过借鉴影视的叙事效果，实现“可视化”[ 邹建军：《如何以艺术的方式讲好现代中国故事——苗勇传记文学作品<晏阳初>的“可视化”之路》，《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9期。这篇文章提出《晏阳初》具有“可视化”的特点，实际上这种可视化很大程度上源于苗勇采用了影视化写作这种跨媒介叙事方式。]，能够有效扩大传记的受众面。

      叶维廉在《“出位之思”: 媒体及超媒体的美学》中指出，跨媒介叙事的作品“迫使读者或观者，在欣赏的过程中要不断地求助于其他媒体艺术表现的美学知识”[ 叶维廉：《中国诗学》，第14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如果缺乏了其他媒体的“观赏眼光”，一个作品的整体美学经验便不得其全。影视化写作使《晏阳初》区别于大多数人物传记，具备了一种陌生化的新品质，但它并没有超出读者的阅读能力，相反，它极其符合大众的阅读习惯。进入互联网、电视、短视频等影像化媒介风行的21世纪，图像尤其是动态画面在大众接受端成为新一代“霸权”。日常生活潜移默化地养成了人们“看”的习惯，观众几乎能够无师自通地理解拍摄者选择远、中、近景镜头，仰、俯拍摄视角，前焦后焦，长镜头等等技法背后的用意。举个例子，人们普遍知道添加灰色滤镜的画面指代回忆，仰视镜头表示尊敬，角落拍摄的视角是在窥视。因此，在阅读《晏阳初》时，尽管一开始会对这种新的写作形式感到陌生，但读者很快能够使用自己的观看经验加以解码，化身动态画面的摄制者。

      通过借助影视媒介的形式，《晏阳初》首先使读者感到这本书不同于惯常的传记写作模式，也不是枯燥的长篇大论，产生兴趣上的吸引力。其次，影视化写作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读者读得懂且能生成直观画面，较之繁复的研究文章更具有可及性，在接触感受时可以直接解读出作者欲表达的感情。由于影视化写作“看”的优势是使读者忘记现实世界，消弭主体与对象之间的距离，读者完全进入了作者营造的画面情境中，在阅读时无意识代入，与晏阳初一起度过他的一生。看过劳工的悲惨经历，看过教育给军营士兵带来的变化，看过定县试验轰轰烈烈的改造，看过抗战下国家的生灵涂炭，也和晏阳初一起经历了好友的离世、拒领奖学金的愤慨、与母亲的多次辞别。这些间接体验深深地触动读者的感性层面，激发家国情怀，加深读者印象，实现了苗勇想要达到的教育目的。

       当然，用跨媒介叙事的方式为人物立传这一创新，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可供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譬如，在跨媒介叙事中如何找到“语言”与“图像”转化的最佳方式，尤其在追求“图像”化时如何充分激发和挖掘“语言”本身的叙述潜力，对作者提出了新的考验。尽管我们说不同媒介之间可以相互借鉴，文字和图像在本质上还是存在区别，图像是直观的、无距离的，文字则不同。周宪在对比“读”和“看”时说阅读最大的特点是“静观”，“它允许读者不断地体验作品的深刻涵义，反复地吟咏和停下来沉思”[ 周宪：《“读图时代”的图文“战争”》，《文学评论》2005年第6期。]，这是因为文字可以采用各式繁简不一的词汇，做到不同语法、语言风格的变换，具有言外之意的效果，需要细细揣摩。而影视化写作为了起到阅读“当下成图”的作用，语言以述义性为主，比喻、拟人、双关等修辞手法所用不多，叙述时也会出现一些语句反复，将语言单纯变为传递画面的介质，其生动性、丰富性就可能会受到削弱。相信以《晏阳初》为起点抛出的相关问题，可以启迪后来者不断思考，进而推动这一传记文学叙事方式走向成熟。（作者：陈俊洁，四川大学符号学与传媒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唐小林，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